万泉河畔——追忆遥远的岁月（之三）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那年，我们去东红  （海口 蔡修镇）

   三十年前，我们才十几岁，正在海口市第一中学同窗苦读，准备完成自己的学业，迎接祖国和人民的挑选（即现在的“升大考试”）。可是中国历史上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被迫中断了学业，在“造反有理”的山呼海啸中，狂热和迷乱把我们卷入了滚滚洪流之中。我们中不少人抱定“紧跟”、“照办”的决心去“反修防修”，勇敢冲杀，盲目地参与了把祖国推向苦难的造反和争斗……在政治和经济的危机中，一场席卷全国的“上山下乡”浪潮把我们推向穷乡僻壤，开始了一段艰苦的磨砺。

   记得那是1968年11月15日，一辆辆又旧又大的解放牌卡车开进我们的校园，把我们学校一千多名学生送到海南各个农场。我们几个同学随一百多名学生来到琼海县东红农场场部，随后下到各生产队，开始了“知青”生活。

   每天清晨，我们荷锄匆匆奔向无垠的原野和茂密的胶林，在烈日和暴雨下辛勤耕作；晚间，我们步履艰难地回到茅房或泥土屋，油灯下喝着酱油水和白菜汤下的饭。我们尝到了劳苦一天只挣八角钱的拮据滋味，体会到腰酸背疼，还得天天“斗私批修”的痛苦。漆黑的夜晚，我们依这门框望着空旷幽深的大山发呆，寂寞和忧愁缠绕着我们，我们守着油灯台盼着，等待着……

   最使我们难忘的，是兵团“开荒大会战”和“73年抗台风之战”。

  1969年的夏天，海南农垦体制改变，组建成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。当时兵团执行林彪“两个指示”，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“开荒大会战”。在那段不寻常的日子里，我们常常是天未亮，就点灯起床；天刚蒙蒙亮，我们便扛着锄头，带着开荒工具走上荒山野岭。海南的夏季，天热得发了狂，太阳一出来，地上已经象下了火；太阳把地面烤得滚烫滚烫，一阵南风刮来，从地上卷起一股热浪，火烧火燎地使人感到窒息。杂草抵不住太阳的暴晒，叶子都卷成个细条儿，山坡上，我们头戴草帽腰着衬衣，光着膀子，开垦出一垄又一垄“环山行”，挖了一个又一个橡胶洞穴。那毒花花的太阳光，把我们的手臂和背脊晒爆了一层皮……

   酷暑烈日晒不倒我们，狂风暴雨也吓不倒我们。1973年夏秋之交，海南历史上罕见的一场强台风袭击琼海。狂风暴雨摇撼着东红大地。那天，墨云滚似的遮黑了天，雷鸣夹着电闪，电闪带着雷鸣，台风刮来了！台风刮起来真惊人，它刮得人站也站不稳，那风把我们居住的茅房、泥土屋一间间刮倒，我们顾不得屋里的东西，就和老工人一起战斗在橡胶园里、水库大坝上……那雨象波浪奔腾似地下着，密得象一张帐幕，它鞭挞着，迸射着，淹没着东红的一切。我们的衣服早已湿透，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干燥的地方，上面的雨直砸这我们的头和背，横扫着我们的脸，透心凉的水往身上各处浇，我们什么也不知道，只茫然地跟着老工人躲避台风。翌日，风停了，我们又一起扶持起被台风刮倒的一棵棵胶树……

   二十多年过去了，不少往事难追忆，但“开荒大会战”和“73年抗台风”的情景却刻骨铭心，至今难忘。

   回顾我们这一代人的坎坷经历和心路历程，我们常常叹“文革”中的幼稚和无奈，诉“上山下乡”的苦闷和彷徨，谈回城后的失落和求索。人生需要怀旧寻旧的咏唱，但更需要痛定思痛的反思，从怀旧中吸取精神的财富。至今，我常常向孩子们讲述：那年，我们去东红……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看电影《买花姑娘》（海口 曾志恒）

   看一场电影，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，实在是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中闲逸小事，只要有雅兴，完全可以足不出户，坐在舒适的沙发上翘起二郎腿，对着家中的电视看个够。再好的片子，看完了，顶多评议一番，很快就忘了。然而，二十六年前我在海南建设兵团一师六团（即东红农场）当统计员时，与许许多多的知青一块观看朝鲜故事片《卖花姑娘》时的情景，却时常萦绕心头，令人难忘。至今回想起来，既是那样的苦涩，又是那样的有味。

   该是1972年底吧，十二月初的一天，团部来了电话，晚上组织全作业区的干部、战士到加积镇看《卖花姑娘》，作为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，回来后安排讨论学习。有外国电影看？！在那个“革命样板戏”一统中国文艺舞台的岁月里，能够看上一出外国电影，这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喜事！我迅速按团部的指令把这喜讯用手摇电话机通知作业区所属24、25、26、27、28连的头头们，让他们尽早通知给还在工地上“战天斗地”的同志们，以振奋大伙抡锄头、挥砍刀的劲头。

   半个多月前，由于20号强台风对我团的正面袭击，作业区辖内的简易房、胶林、防风林等生产生活设施都遭受了很大的破坏，连日来，人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为抗灾复产连续会战，早已疲惫不堪。当大伙听到将有朝鲜电影看时，那因艰辛劳作而引起的麻木、沉闷气氛顿显活跃起来，尤其是知青们，更大喊“万岁”，恨不得早点干完当天的劳动任务，收工吃饭看电影！

   收工了，吃过饭，谁都无例外地急急冲去满身汗酸臭气，就等着团部派车来接送看电影。作业区所在的26连，建立在牛阴岭山沟，平日显得很宁静，这回要等车，人们都集中到依着山势开出来的小篮球场上，和从山梁那边赶过来候车的27连的青年一道，说说笑笑，追逐打闹，象过节似的。夜幕笼罩着的连队驻地又恢复了曾经有过的喧闹。

   等啊盼啊，终于从山背深处传来了汽车声。接着，在浓重的夜幕中射出几道雪亮的灯光，随着弯曲的林间小路时隐时现。不一会，两辆平日用来装胶水、送工具的解放牌卡车来到了连队。司机小周跳下车，对我们说：“刚才已送了24、25连的人到加积，马上又回头接你们，快上车吧！”人们拥挤着爬上两部汽车，连长站在车下大声嚷：“往里挤，往里再挤一点！”狭窄的车厢内人们挤得前胸贴后背，一些被挤得忍受不住的女知青大声叫了起来：“挤死人了！”连长可不管这些，他望了望车厢黑麻麻的一群，又大声的说：“再挤一挤，让该上车的都上，车开起来就松了！谁怕挤，谁下车！”

   没有一个人下车，接我们的是团里派来的最后两部车，下去，可就看不到电影了。我和连队文书吴忠胜最后费劲地挤上了车。小周司机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为了安全，用一根手腕般粗的麻绳绕着车厢板绑了一圈，算是加固。

   汽车终于启动了，两部车满载着人，喘着沉重的吼声向远在20公里外的加积镇开去。严重超员的解放牌货车，沿着山间小路，颠颠簸簸穿行在防风林间，随着汽车惯性作用，人们不时发出一阵阵扣人心弦的惊叫声，这声音掺和着车两侧挡板因严重挤压而发出的“吱吱呀呀”的撕裂声，使站在边上的人都胆战心惊，说不定什么时候挡板会被挤裂开……我和忠胜挤在最后一辆车的边上，互相依靠，我的一只手死死撑着挡板，他的一只手紧紧拉住绳子，拼命顶挡着左晃右挤的压力。

   “妈的，下一次再这样看电影，打死我也不去！”黑幕中不知谁骂了一句。真的，万一挡板断裂，绳子崩脱，满车人顷刻就会倒骨牌似的倒下车，后果不堪设想！这时，谁都紧张极了，“唱歌，振奋一下心情！”我大声与忠胜说。他是连队文书，又是我的好朋友，马上认同了我的这个提议，亮开粗犷的嗓门领头唱了起来：“兵团战士，多自豪，我为革命，种橡胶……”壮胆的歌声越来越多人附和，渐渐形成了整齐的吼声，冲破夜色，在蜿蜒的林间小路上回荡，汽车也最终冲上了平坦的公路。也许是某种神秘的意念庇佑吧，这两辆载人的货车，严重超载居然也平安到达加积镇！

   由于几个农场的人都集中到这个当时琼海县最大的电影院看电影，要候场次，轮到我们作业区的人看完电影，已经是半夜两点钟了。仍被《卖花姑娘》情节感动着的人们，带着疲惫的身体和无尽的思绪，又匆匆地爬上了解放牌汽车，汽车在黑幕中开回连队。开始，大伙还七嘴八舌议论着电影情节，渐渐地，喧闹的声音越来越低了，只有汽车的马达声在夜风中呜鸣，人们疲乏极了。

   汽车挣扎着终于来到了与小路交接的山水桥路口，停了下来。司机跳下车，声音嘶哑地对车上的人们说：“你们下车走路回去吧，我已开了整整一天车，实在撑不开眼了，再往山里开，出事就麻烦了。”有些女知青忍不住了，嚷了起来：“深更半夜走山路，还有六七公里，怎么走！”我们看着疲惫至极的司机，再望了望车上黑压压的一片人，心想：再往里开，说不定真个会人仰马翻，那时可更惨了。咬咬牙，我说了句：“走吧，走到哪里算哪里。”我和忠胜等26连的几个知青，带头就往小路走去。

   很少有人说话，人们困极了，白天大会战干了一整天，晚上为看一场电影熬了五六个小时的奔波，到了这个时辰，谁也难捱啊！不知谁就着手电筒光看了一下表，说：“三点过十分了。”我回头望了望，原先紧凑的一群人开始拉长了队伍，三五个一堆，稀稀拉拉布满在小路上。

   眼困，腿累，越走越感到身体软绵绵的，一点也提不起劲来。也难怪，这连续多天的开荒育苗大会战，早已使知青们疲倦不堪，今晚再折腾几个小时，再好的电影，再大的兴致也都随着磕睡虫的不断侵袭而飞到九霄云外。

   走啊走，走啊走，终于走到了25连驻地范围。25连的知青算是熬到了头，可以马上钻被窝了，可是我们26连离这还有三公里，路也更难走……眼睛越来越睁不开，只能是迷迷胡胡凭着感觉迈开沉重的双腿，探索着朝前走。在25连和24连交界处的橡胶林段路旁，我们最后走在一起的26连的五个知青，隐约看到路旁堆着两垛禾草。不约而同，我和忠胜都说：“休息一下吧，太累了！”大家说开了：“明天还要大会战呢……”“赶回去也就天亮了。”“管他妈的，会战就会战，还是坐下休息再说！”……我们一边议论，一边就围着禾草堆躺了下来。

   被夜露打湿了的禾草堆软绵绵的，深秋夜的凉风阵阵地袭来，但谁也顾不上这些，倒头便睡了……

   一觉睡到早上八点，24连的鸡啼声终于把我吵醒。“妈呀，天亮了，快起来赶回去开工！”我赶快唤醒了还在甜甜睡梦中的其他人，拍拍沾在身上的稻草，赶快向着我们的连队跑去……

   回到连队，驻地一片沉静，刚走进靠山坡盖起的宿舍旁，26连的副指导员刘仕成正好也从房里走出来，看他一脸睡意，就知道也是刚刚爬起。我和老刘打了个招呼，他反倒迷迷胡胡地问起我来：“怎么，今天不用开工了吗？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炸  炮   （汕头 李明）

  在海南生活的十年中，我更换过不少工种：犁田、苗圃、开荒、看山猪、割胶、统计员，到场部当过保卫干事，最后还去过农垦局落实政策办公室，参与过不少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。但我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，莫过于开荒炸炮了。

   我当时所处的红花队地处丘陵，在这种地带开荒，首先要砍芭，用砍芭刀砍倒荒地上所有杂木乱草，晾晒一段时间后放火烧芭，然后再在山坡上开挖出一道道环山行和种植橡胶的洞穴。所谓炸炮，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爆炸，即用炸药把诸如石头、大树头等障碍物炸掉，减少挖梯田时的难度和劳动强度。炸炮用的炸药有硝胺炸药和黄色TNT炸药两种，雷管也分纸壳和铜壳两种。硝胺炸药配纸壳雷管威力较小，一般用来对付较小的树头和橡胶种植穴；至于较大的树头和坚硬的大石，就必须用黄色TNT炸药配铜壳雷管了。这在用双手与天斗与地斗的年代里，也算是一种高科技手段吧。

   炸炮工作比较危险，但比起当时的开荒大会战的劳动强度相对轻一些。我初学炸炮时，刚到连队才两三个月，由于我天性好奇，又怕苦怕累，忍受不了每天开荒十几小时手掌皮和锄头的摩擦，便找副指导员杨清彦缠了好几次，他才同意我去炸炮。我们队负责炸炮的是四川军工老熊和老陈，我开始只是跟着他们搬搬炸药扶扶钢钎，点炮时则站在警戒线边驱赶那些捡柴火和放牛的村民。后来，我很快就学会了根据树头石头的大小、位置和排列状况，安放填塞炸药和点火放炮的技术，并且能单独进行操作。为此，我受到了老熊和老陈的多次夸奖，我也因此常常在同队战友面前表现得洋洋得意。

   炸炮中最刺激的时刻就是在点炮的那一瞬间。安装好三几十个炮眼后就进行第一次点火起爆，每人负责十来个炮，随着老熊一声高喊：“炸炮啰——”我们开始手拿炭火沿着同一个方向退着一个一个地点着导火线。导火线的长度因炮眼的深浅而异，一般都可燃烧一分钟左右，所以必须在一分钟内把十几个炮全部点完。导火线点燃时喷着火星，发出哧哧的啸叫声，容不得你有半点犹豫。一边点火必须一边算着点着的炮数，炮响时还得算着响了几个，才知道有没有哑炮。有时后面的炮还没有点完，前面的炮就响了，刹那间山摇地动，硝烟弥漫，树头石头横飞，仿佛进入了“抗美援朝的战场”！为了不要返工浪费时间，我们还镇定地坚持把炮点完。我第一次点炮时，手拿着炭火哆嗦着，怎么也点不着导火线，老熊他们都已经点了七八个了，我还没有点着一个，急得他们大叫“撤退”。几次之后，我才逐步稳定下来，跟上他们点火的节奏了。几天之后，我更是得心应手，点炮时再也不会战战兢兢，而是不紧不慢，随心所欲了。经常是一次点二十几个炮，边响边点，在隆隆炮声中穿梭跳跃，手舞足蹈，肆无忌惮。只是有一次从天上飞下两个八爪鱼般的大树头，一前一后扎在我身边时，我才开始感到惧怕而有所收敛。

   实际上炸炮最危险的还不是被树头石头击中，而是在排除哑炮的时候。由于炸药或雷管、导火线质量问题等，炸炮中经常会出现哑炮。有了哑炮必须尽快排除，才不会影响炸炮进度。排除哑炮必须在炮全部响完后，再等上三分钟以上才能进行，原则上谁装的炮谁负责排除。排除哑炮的人匍匐接近哑炮，迅速把导火线从炮眼中拔出，然后再清理炸药和雷管。一般来说，导火线拔掉后，哑炮的危险就会解除，但意外有时就发生在拔掉导火线之前！因为有的导火线质量差，不一定是死火，而是燃烧得特慢，慢得让你无法预料！也就是说，排除哑炮时，你的生命安全是无法预料的。当时隔邻的内洞队，就有一个回家娶媳妇刚返连队不到两天的四川军工，在排除哑炮时被炸得粉身碎骨，残骸烂肉覆盖了半个山坡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我更增加了排除哑炮时的恐惧。有次和老熊同时各排除一个哑炮，老熊拔出导火线随手一扔，正掉到我的脚边，导火线突然“啪”的一声喷出火星，把我吓得浑身冒汗，差点就昏了过去。在那个年代，怕死是不能说的，明明心里怕得要命，嘴上却喊着“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”。其实，怕死是正常的，谁愿意轻易地丧失生命而不去享受美好人生？尤其我们还是八九点钟的太阳！那时候，全中国只有一个信仰，我也只能祈求那神明的保佑，所以，每次排除哑炮时，我都是强打精神，嘴里念着某一条用得上的“最高指示”，直到颤抖的双手从炮口中拔出导火线的那一刹那，才松出一口气。

   转眼间，三十年过去了，往事如烟，许多事都渐渐淡忘了，但过去的知青生活以及在山上炸炮的情景却历历在目，无法忘怀。每当下雨打雷时，我常会联想起当年轰隆隆的炸炮声；在日本餐厅吃八爪鱼时，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当年那从天而降的大树头……我经常向女儿讲述那过去的故事，讲述那些她无法明白也难以相信的真实故事，以抒发我的情怀。不知怎的，那些痛苦的往事，现在却变成了美好的回忆，让我不时地咀嚼、回味……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6822部队    （孙文纪、贾念鸿）

   在东红农场内洞山西边，荔枝溪旁，几道山夹杂着两百余亩水田，这里就是东红农场的“自留地”——由八一队粮食班经营。

   1968年11月11日，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从场部开到这里，从车上跳下20多名青年男女，他们是来自广州二中的学生，分别是：孙文纪、贾念鸿、阮克、周树东、方志强、陈捷、梁振强、吴杰江、凌保明、廖中、卢新彦、朱思敏、叶凯、温丹娜、霍朝安、邹欣、张红军、木晓军、谢韶英、谭向阳。当时粮食班只有两座瓦房，分别住着近40名老工人。男知青被安排在新建的稻谷仓住下，女知青被安排在相距20多米外的茅草房安居。过了一个星期，又是一辆卡车载来了广州十七中的12名男女学生，他们是：罗红星、张平智、温祖建、马疋防、樊可能、方志斌、潘安中、潘安宜、李小敏、黄玉桃、龙玲、甘庆平。又过了两天，又来了十七中的李广新。四五天后，海口市的学生林晓、曾志恒、温先绪、温先计、戴烈、吕海钰、陈翠兰、刘宝全8人也来了。就这样，半月之间，这海南的山坳中聚集来自广州和海口的共41名知青，和原来的老工人混编成4个班。由于这批知青都是68年参加农场工作，月薪只有22元，于是自命为“6822部队”。

   初到农场，一切都感到新鲜。每天，当队长韦裕凡敲响起床钟，大仓库就响起了《东方红》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》的歌声以及叫声。一天的劳作，就是这样在“早请示”中开始的。当时劳动安排得较轻松，跟学校农忙劳动时差不多。下午放工后，东北角的水库就成了知青们的乐园，大伙都到水库游泳、洗澡，乐而忘返。最使人回味的是荔枝成熟的季节，每当中午，便有农民挑着荔枝从龙门路下来，每担两三元左右，买上一担就够十几人吃上一天。我们在晒谷场竖起两个篮球架，门前草地架起排球网，这是知青们为自己建造的乐土，一场场的球赛，冲洗了一天劳作的汗水，增添了生活的色彩，知青们在这欢乐中融合着感情，初到农场的那段日子是过得最愉快的。

   后来，连队的人员有所变动，先是谭向阳要求调到东方队；再是邹欣调到场部任广播员；新来了广州的木晓颖；这段时期又来了一批江门的知青，他们是：李永祥、岑保荣、李永强、李保田、苏瑞萍、陈瑞琴、周长仙、许艳妹、袁倚霞。接着，农场改建，东红农场改称兵团一师六团，团里成立了武装连，廖中、梁振强、卢新彦、温先计调到去该连。周树东、温先绪、温祖建、阮克又调往“扩军备战”而新组建的13团。不久，潘安宜、潘安中姐弟调到山口岭队；朱思敏当工作组后到了场部医院；谢韶英到了内队当文书；张平智调去红花队；红岭新建队又调走了曾志恒、陈捷、张红军、叶凯；另外，方志斌又调到丰收队割胶。两三年后，几十人的知青队伍被调得七零八落，只剩下二十多人。71年大学招工农兵学员，吴杰江经连队两度推荐未能入学；叶凯去了南京。73年中专开始招生，凌保明、霍朝安、木晓军、甘庆平、李小敏、龙玲、黄玉桃先后回了广州；罗红星、马疋防两人因病先后病退回城。到75年招工开始，李广新、贾念鸿、木晓颖、孙文纪、方志强也先后回了广州；樊可能自寻门路先到肇庆再曲线回城；吴杰江到农场劳资科3年，直到79年通过申请去香港才能离开农场；刘保全调到师部医院当护士；戴烈调到农场电影队；陈翠兰调到东光队；林晓在内洞小学任教。就这样，这支曾拥有41名朝气蓬勃的知青的“6822部队”便完全解体了。

   日月蹉跎，弹指挥间，当年的小毛头、小姑娘，已步入了中年。我们这些有过共同经历的同龄人，每次聚会，说起话来特别投机，回忆起那段“峥嵘岁月”，无不感慨万千。原粮食班的知青，现移居海外的有叶凯、朱思敏、马疋防、卢新彦；居住香港的有吴杰江、凌保明、甘庆平；回到海口市的有林晓、刘保全、陈翠兰；戴烈到了屯昌；曾志恒、方志斌到了江门；温先绪在顺德；邹欣在武汉。走到人生句号的有温先计、张红军、樊可能。其余的人都在广州。

   走过的路不管对与错，只有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才能理解，才能坦然面对。十年内乱，虽然剥夺了我们上学读书的机会，但我们没有自暴自弃，如今，我们彼此奋斗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，或前程万里，或路途坎坷，但都为社会作出了一点贡献，愿我们的后代能理解我们那段艰辛的经历，珍惜今天，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人才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想起当年“早请示”   （海口  梁俊）

   冬天，起床的钟声刚响，一种刺耳的歌声马上在连队上空弥漫起来。

   这不是那种美声唱腔：雄浑高昂，铿镪有力；也不是通俗唱法，轻快甜美，婉转悠扬。这是一种类似杀猪般的叫喊，音量很足，音色沙哑，高音部分甚至有点歇斯底里。在这静寂的清晨里，唱歌人仿佛在向人们表白，只有他一个人会唱歌似的。

   歌声是从一堵画着领袖头像的墙下飘出来的，这只是序曲，可以随心所欲地引颈高歌，也可以象弹唱那样边唱变喊口号。我们这位歌手却创造性地摻入几句地方戏文，这就把那些刚从北京、广州来的知青懵住了，个个如坠如五里雾中，目瞪口呆。而会听地方戏的海南知青则忍俊不禁，捧腹大笑。我心里默默地说：“永兴大叔，你就饶了我们吧！”

  歌声就象无言的命令，那些已经起床或正在起床不愿起床的知青都象弹簧似的蹦了起来，潮水般往那“忠”字墙涌去。永兴大叔的周围已经挤满了人，人们正在紧张地列队，正在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”地报数。连长脸色严峻，我们又迟到了！

  “早请示”的形式简洁、明快。连长的表情虔诚，脸上霎时变换为难以捉摸的激动。他手里捧着“红宝书”，放在胸前，仰望着墙上的画像，带领大家唱起了那首全国人民都熟悉的歌——《东方红》。唱毕，他又挥舞着手中的“红宝书”，带领着大家呼喊着“万寿无疆”及“永远健康”之类的口号。整个过程大约15分钟。

  “早请示”还要作个评比，评比则留在午后的“天天读”。“天天读”依然热烈，知青一般都要轮流读报，台上的读报者要一丝不苟，生怕念错、年漏了什么。台下却是联欢的海洋：交头接耳者有之，嗑瓜子打毛线者有之，更有甚者，竟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敞开雪白的胸脯奶起了婴儿。小孩子们不失时机，在人丛中玩起了“捉迷藏”。整个会场呈现着欢快、轻松的气氛，极富人情味。只有在连长开始发言时，沸腾的会场才开始安静下来。

   连长的发言一般没有新意，“旧瓶装不了新酒”，报纸上的内容被他断章取义地唠叨多次之后，“早请示”的评比结果便开始宣布。这种评比也是每天的“例行公事”，永兴大叔又获得第一，受到连长的表扬。我们窥视他，只见他洋洋得意，紫黑的脸上正泛着红光。挨批评的是我们知青，特别是那两位动作不利索的北京女知青。

   我经常想：三代贫农、终日埋头苦干的永兴大叔，为了每天争得第一，他夜里有没有睡过好觉？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重回树德队     （湛江 文理）

   多少年过去了，我们远离了年青。当不年青的我们聚首一堂，我们的话题总离不开往日的年青。

   年青的时候我们是知青——特殊年代的一代人。1969年9月，年青的我们不可避免地卷入上山下乡的洪流，满怀豪情地来到了海南岛，来到琼海县东红农场树德队（当年的一师六团十六连）。

   多少年来，萦绕梦间难以忘怀那片热土，那片浓绿的胶林。《一支难忘的歌》：“青春的岁月象条河……”常常唤起我怀旧的情愫，涌出点点滴滴不尽的回忆。

   诗人普希金：“……而那过去了的，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。”

   1993年4月，离别海南岛整整二十年之后，我又踏上这片热土，回到了萦绕于怀的树德队。同来的还有当年的湛江知青顾桂凤、谢欣和海口知青邓小毛、冯健。

   我们左右徘徊找不到进入连队的道路，原来的那条笔直的大路变成了蜿蜒小路；当年生气勃勃的连队，如今人老房稀，年青人都外出了，留守的老工人脸上透出太多的无奈；当年充满我们青春歌声的洗澡房，已成两头暮气的老牛的栖身之地；当年欢声笑语的井台，如今已杂草丛生一片荒芜；还有那座知青们添砖加瓦亲手盖起来的大饭堂也早已人去房塌……

   这就是树德队？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！我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，鼻子酸溜溜，心头沉甸甸的。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这里是被人遗忘的角落。面对依然如故的老工人，我不知说些什么。

   我站在二十多年前住过的宿舍门前，徜徉在熟悉的老胶园，抚摸着那把至今仍挂在柱子上的断犁头——那是我们队的钟！我仿佛又听见半夜催我们起床割胶的钟声。一切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，我不禁感慨万分。

   当年，我们唱着“我们这一代，豪情满胸怀”来到了海南岛。我们怎能忘记，这片洒下了我们的血汗、留下了我们的青春的土地？我们怎能忘记，我们开荒挖穴亲手种植的现已长大成林的橡胶园？对于那段历史，有人不堪回首，有人抱怨满腹。有人问我，你后悔吗？不！我从不后悔！经历过的就是事实，就是历史。历史不能改写，我们只有面对和超越。漫漫人生路，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不可多得的经历，我珍惜和看重那段日子。我将那段日子视为我生命长河里的一朵浪花，我人生的一种体验。经过消沉颓丧，经过振作亢奋，经过探索反思，才有今天的成熟。那段苦与累的经历，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，历尽了风霜雨雪，还有什么过不去的沟沟坎坎？！

   人到中年，站在人生的颠峰上，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，是对是错自有评说。今天，二十年过去了，我回味那段知青岁月，依然有滋有味。随着岁月的消逝，曾有过的消极埋怨心理早已烟消云散，无怨无悔，留下来的只是越来越多的美好回忆。

   难忘青春，青春难忘！下海南的日子，永志难忘！

浣溪沙（忆当年）   吴宝祥

昏昏重雾失西东，椰风唤雨月朦胧，一枕春寒觉梦中。     咫尺天遥波浩渺，十年母老面愁容。此时怎不念相逢！

登琼山道美死火山感怀二首     余定宇

（一）凉风吹落日，苍莽满琼中。江掩平畴绿，山依晚霭红。低头颦海阔，远目羡天空。谁识登临意，千峦暮转蒙。

（二）少乏凌云志，安能仰绝峰？波涛几劫后，凄苦亦从容。此地曾驰目，当时敢挺胸。群雄俱往矣，把臂暮云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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